一江春水向东流,又到新的轮值季

华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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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为轮值CEO制度,2017年10月1日~2018年3月31日期间[1],由胡厚崑先生当值轮值CEO。轮值CEO是公司经营管理以及危机管理的最高责任人,并根据授权,召集和主持公司董事会常务委员会和经营管理团队的相关会议。

附:胡厚崑先生简历

现任华为公司副董事长、轮值CEO、EMT(公司经营管理团队)成员。拥有近30年的电信行业经验,在华为战略方向制定及全球市场拓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华为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负责公司领导力与组织发展;并同时担任全球网络安全与用户隐私保护委员会主席,监管华为全球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战略的制定及保障体系的建立。

于1990年加入华为,历任公司战略与Marketing总裁、销售与服务总裁、全球销售部总裁、拉美地区部总裁及中国市场部总裁等职务。在此过程中,帮助华为建立了全球销售和服务网络,并在推动华为全球化的公司管理变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轮值CEO制再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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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春水向东流

——为轮值CEO鸣锣开道

2011年12月25日

千古兴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东流。

小时候,妈妈给我们讲希腊大力神的故事,我们崇拜得不得了。少年不知事的时期我们又崇拜上李元霸、宇文成都这种盖世英雄,传播着张飞“杀”(争斗)岳飞的荒诞故事。在青春萌动的时期,突然敏感到李清照的千古情人是力拔山兮的项羽。至此“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又成了我们的人生警句。当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迫使我们在学习上争斗,成就了较好的成绩。

当我走向社会,多少年后才知道,我碰到头破血流的,就是这种不知事的人生哲学。我大学没入了团,当兵多年没入了党,处处都处在人生逆境,个人很孤立,当我明白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政治内涵时,已过了不惑之年。想起蹉跎了的岁月,才觉得,怎么会这么幼稚可笑,一点都不明白开放、妥协、灰度呢?

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那时我已领悟到个人才是历史长河中最渺小的,这个人生真谛。我看过云南的盘山道,那么艰险,一百多年前是怎么确定路线,怎么修筑的,为筑路人的智慧与辛苦佩服;我看过薄薄的丝绸衣服,以及为上面栩栩如生的花纹是怎么织出来的,而折服,织女们怎么这么巧夺天工?天啊!不仅万里长城、河边的纤夫、奔驰的高铁……我深刻地体会到,组织的力量、众人的力量,才是力大无穷的。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在创立华为时,我已过了不惑之年。不惑是什么意思,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环境变动缓慢,等待人的心理成熟的一个尺度。而我进入不惑之年时,人类已进入电脑时代,世界开始疯起来了,等不得我的不惑了。我突然发觉自己本来是优秀的中国青年,所谓的专家,竟然越来越无知。不是不惑,而是要重新起步新的学习,时代已经没时间与机会,让我不惑了,前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刚来深圳还准备从事技术工作,或者搞点科研的,如果我选择这条路,早已被时代抛在垃圾堆里了。我后来明白,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更何况知识爆炸的时代。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我转而去创建华为时,不再是自己去做专家,而是做组织者。在时代前面,我越来越不懂技术、越来越不懂财务、半懂不懂管理,如果不能民主的善待团体,充分发挥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将一事无成。从事组织建设成了我后来的追求,如何组织起千军万马,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难题。我创建了华为公司,当时在中国叫个体户,这么一个弱小的个体户,想组织起千军万马,是有些狂妄,不合时宜,是有些想吃天鹅肉的梦幻。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仅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创立之初我与我父亲相商过这种做法,结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在卅年代学过经济学。这种无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开放到如此鲜艳,成就华为的大事业。

在华为成立之初,我是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的。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前十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听听研发人员的发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窗上的苍蝇,乱碰乱撞,听客户一点点改进的要求,就奋力去找机会……。更谈不上如何去管财务的了,我根本就不懂财务,这与我后来没有处理好与财务的关系,他们被提拔少,责任在我。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今天的接班人们,个个都是人中精英,他们还会不会像我那么愚钝,继续放权,发挥全体的积极性,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呢?他们担任的事业更大,责任更重,会不会被事务压昏了,没时间听下面唠叨了呢……。相信华为的惯性,相信接班人们的智慧。

到97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我请人民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一个“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发散的思维,几上几下的讨论,不知不觉中“春秋战国”就无声无息了,人大的教授厉害,怎么就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了呢?从此,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华为企业文化,说这个文化有多好,多厉害,不是我创造的,而是全体员工悟出来的。我那时最多是从一个甩手掌柜,变成了一个文化教员。业界老说我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名实不符。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隐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低调的。真正聪明的是十三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公司在意志适当集中以后,就必须产生必要的制度来支撑这个文化,这时,我这个假掌柜就躲不了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约在2003年前的几年时间,我累坏了,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身体有多项疾病,动过两次癌症手术,但我乐观……。那时,要出来多少文件才能指导,约束公司的运行,那时公司已有几万员工,而且每天还在不断大量地涌入。你可以想象混乱到什么样子。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我人生中并没有合适的管理经历,从学校,到军队,都没有做过有行政权力的“官”,不可能有产生出有效文件的素质,左了改,右了又改过来,反复烙饼,把多少优秀人才烙糊了,烙跑了……。这段时间的摸着石头过河,险些被水淹死。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2]。真的,不是公司的骨干们,在茫茫黑暗中,点燃自己的心,来照亮前进的路程,现在公司早已没有了。这段时间孙董事长团结员工,增强信心,功不可没。

大约2004年,美国顾问公司帮助我们设计公司组织结构时,认为我们还没有中枢机构,不可思议。而且高层只是空任命,也不运作,提出来要建立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我不愿做EMT的主席,就开始了轮值主席制度,由八位领导轮流执政,每人半年,经过两个循环,演变到今年的轮值CEO制度。也许是这种无意中的轮值制度,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使公司得以均衡成长。轮值的好处是,每个轮值者,在一段时间里,担负了公司COO的职责,不仅要处理日常事务,而且要为高层会议准备起草文件,大大地锻炼了他们。同时,他不得不削小他的屁股,否则就达不到别人对他决议的拥护。这样他就将他管辖的部门,带入了全局利益的平衡,公司的山头无意中在这几年削平了。

经历了八年轮值后,在新董事会选举中,他们多数被选上。我们又开始了在董事会领导下的轮值CEO制度,他们在轮值期间是公司的最高的行政首长。他们更多的是着眼公司的战略,着眼制度建设。将日常经营决策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各BG、区域,以推动扩张的合理进行。这比将公司的成功系于一人,败也是这一人的制度要好。每个轮值CEO在轮值期间奋力地拉车,牵引公司前进。他走偏了,下一轮的轮值CEO会及时去纠正航向,使大船能早一些拨正船头。避免问题累积过重不得解决。

我不知道我们的路能走多好,这需要全体员工的拥护,以及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理解与支持。我相信由于我的不聪明,引出来的集体奋斗与集体智慧,若能为公司的强大、为祖国、为世界作出一点贡献,廿多年的辛苦就值得了。我知识的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一起工作,与他们在一起,我也被熏陶得优秀了。他们出类拔萃,夹着我前进,我又没有什么退路,不得不被“绑”着,“架”着往前走,不小心就让他们抬到了峨眉山顶。我也体会到团结合作的力量。这些年来进步最大的是我,从一个“土民”,被精英们抬成了一个体面的小老头。因为我的性格像海绵一样,善于吸取他们的营养,总结他们的精华,而且大胆地开放输出。那些人中精英,在时代的大潮中,更会被众人团结合作抬到喜马拉雅山顶。希腊大力神的母亲是大地,他只要一靠在大地上就力大无穷。我们的大地就是众人和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会使他们团结合作把公司抬到金顶的。

作为轮值CEO,他们不再是只关注内部的建设与运作,同时,也要放眼外部,放眼世界,要自己适应外部环境的运作,趋利避害。我们伸出头去,看见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多变的世界,风暴与骄阳,和煦的春光与万丈深渊……并存着。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仍要大胆拥抱未来。面对潮起潮落,即使公司大幅度萎缩,我们不仅要淡定,也要矢志不移地继续推动组织朝向长期价值贡献的方向去改革。要改革,更要开放。要去除成功的惰性与思维的惯性对队伍的影响,也不能躺在过去荣耀的延长线上,只要我们能不断地激活队伍,我们就有希望。历史的灾难经常是周而复始的,人们的贪婪,从未因灾难改进过,过高的杠杆比,推动经济的泡沫化,总会破灭。我们唯有把握更清晰的方向,更努力地工作,任何投机总会要还账的。经济越来越不可控,如果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延伸爆炸,货币急剧贬值,外部社会动荡,我们会独善其身吗?我们有能力挽救自己吗?我们行驶的航船,员工会像韩国人卖掉金首饰救国家一样,给我们集资买油吗?历史没有终结,繁荣会永恒吗?我们既要有信心,也不要盲目相信未来,历史的灾难,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对未来的无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归纳找到方向,并使自己处在合理组织结构及优良的进取状态,以此来预防未来。死亡是会到来的,这是历史规律,我们的责任是应不断延长我们的生命。

千古兴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东流,流过太平洋,流过印度洋,……不回头。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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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董事长  孙亚芳

《一江春水向东流》首先经过了几次董事会的讨论,又在一级管理团队征求意见,继而二级管理团队、三级管理团队分别征集修改的反馈,历时几个月,数千人反复地酝酿,终于集体定稿。当在董事会上讨论,读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初稿时,我感到文章既真实又真诚,道理非常简单,似乎没有能改的地方,勉强改了三个字。我们董事会成员的人坐在一起多次讨论、修改,最终还是放弃改的念头了。转而把心放到好好悟透它。

看这篇文章就像回放电影一样,华为成长经历中关键镜头,一幕幕真实地再现。在回放中,任总道出自己的心路历程,总结了自己是怎样带领公司走到今天,也幽默诚恳地告诫接班团队,怎么作一个“无为”的带头人,怎么能“团结众人”实现企业目标。当然这些话也是对各级继任者说的,也是向青年人说的,谁说二、三十年后,他们不是将领,不是专家呢?任总在用朴实的语言从哲学层面谈华为的生存和对接班人们的期待。

文章中说到的事,大多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华为成立之初,公司没有职业化管理体系,没有正式的办公决策会议制度,任总大多时间是见客户、听汇报。那时候如果开办公会议,是听各路“游击队长”说,任总参与讨论,更多讨论的是如何响应客户需求。他的充分授权,给下属成长的空间,他身体力行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不断自我改进,团结众人,这也成为下属学习实践的方向。也正是他的甩手掌柜风格,培育了接班人成长的土壤。(僵硬的土地上是长不出苗的。)

从97年到2003年,是公司成长的困难时期。任总身体也在那段时间累垮了,高血压,糖尿病,因癌症分别在左小腿部和左耳部分别作过两次手术,他凭着乐观的天性坚持工作着。在披露不披露任总的身体状况时,大家有争论,会不会有负面影响。这十几年来任总的高血压、糖尿病服用药物,控制得很好;癌症多年未复发过,身体很健康。现在都是全日制工作,因此,说说无妨。记得2005年任总第二次手术是从西班牙回来的飞机上,就安排好手术,一下飞机直接进手术室的。当年为了减少影响,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病房冷清清的。不像一个普通员工生病,还有一、二人去看望,一、两支鲜花。

记得97年基本法讨论时,任总说基本法最终怎么成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管理团队在参加讨论的过程中,用切身实践去领悟,把基本法的精神融入到未来的实践中。基本法的讨论更像一次全公司企业文化的学习与提炼。这时候的任总更像一个“文化教员”,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和培养华为的接班人群体的工作已从那时候开始。

同一年,公司请了国外公司启动职业化管理的流程制度,把一个在产品开发上以技术为导向的公司变成一个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公司。整个过程中,任总授权变革管理委员会负责,只定了一个先僵化再优化的原则,一干就是十几年,现在还继续在优化。徐直军在给重要客户介绍时,说华为的IPD、ISC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任总就懂几个字IPD,ISC,里面就不明白了,但他坚定不移地推行,把不适合的人调开,这么巨大的管理工程变革实施历经十四年,才有今天的研发水平和端到端的交付水平,培养了服务于全球客户的能力。

2004年EMT轮值主席(COO)的产生,是Mercer的顾问们设计完了所有的高层决策机制、流程后,被卡在任总不愿意担任高层EMT主席。终于想出由EMT成员轮值担任的想法。八年的轮值实践,就像雁群在远途飞行一样轮流领队,逐步地清晰了方向和编排好队形,这也为今天的轮值CEO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八年的EMT会议讨论的不是公司的日常业务,大多是公司的战略方向、治理架构、流程制度。头几年还有相当比重的HR的议题。Mercer当初要求只能EMT成员参会。两年之后,任总破了这个规则,请相关主管列席会议,目的很清楚,培养接班人群体。因为这些议题重点不仅是结论,而是在讨论过程中,大家的充分参与,相互学习,达成共识。这也是任总说到的文化教员的角色,他也希望接班人群体包括各部门主管,都担负起文化教员的角色。

任总的这篇文章是华为成长的真实缩影,和他对轮值CEO的期盼。他把一生悟到的“道”朴实地告诉接班团队,也期盼接班团队能真正理解这个“道”。

参观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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